1941年1月，皖南的战事尘埃落定，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向长官部发去捷报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看完电文，只提笔批了“照准”两个字。
之后全国舆论沸腾，所有指责几乎都集中在前线指挥的上官云相身上，而坐镇后方的顾祝同却始终没有被推到风口浪尖。
在外靠朋友
同门之谊，肇于保定戎马之时。
1917年上官云相和顾祝同二人同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，在校时便因战术观点相近往来密切，周末常聚在一起推演兵事。
毕业后上官云相和顾祝同两人各奔东西，顾祝同南下投奔粤军，跟着蒋介石一步步跻身嫡系核心；上官云相则进入北洋陆军第二师，在孙传芳麾下一路升到旅长、师长。
保定第六期毕业生毕业后派系分流明显，顾祝同和上官云相两人虽分属南北不同阵营，但始终保持书信往来，这也为后来二人再次聚首埋下了伏笔。
1928年孙传芳兵败下野，上官云相带着残部接受南京方面改编后，他在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已经身居高位的顾祝同，积极寻求顾祝同在蒋介石面前的引荐。
顾祝同没有辜负老同学的托付。中原大战期间，他向蒋介石举荐上官云相出任左翼纵队指挥官。
这边顾祝同够意思，人家上官云相也确实争气。他在平汉线战场打出了几场漂亮的阻击战，战后升任第九军军长。
然而机会给你了，你不中用啊。上官云相性格贪鄙，1935年借修建国防工事的名义侵吞工程款，被政敌联名弹劾，蒋介石为平息舆论，只能将他调往欧洲考察军事，变相逐出了核心圈层。
抗战全面爆发后，国内军情紧急，大批闲置将领重新启用，顾祝同接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，第一件事就是把上官云相调到自己麾下，先给了他一个战区总参议的虚衔观察半年，之后直接任命为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，把赣东防线的指挥权交到了他手里。
好兄弟，明算账
器必试而知其利钝，马必驾而知其驽良。当然了，打仗这种关乎人命的大事自然要慎重，顾祝同看中上官云相，并不仅仅是是因为同窗情谊。
顾所掌管的第三战区杂牌部队众多，而他的处理方式则是分化制衡，对听话的给实权，对有异心的卡补给。
比如东北军一〇八师在第三战区内就被戏称为“孤儿军”，他们伤亡无补充、饷银打折扣，而上官云相的部队始终能拿到足额的粮饷和武器。
皖南的军事行动，更将顾祝同和上官云相两人紧密捆绑在一起。当时皖南防区原本归第二十三集团军唐式遵管辖，唐式遵是川军出身，非顾祝同嫡系，而且行事顾虑多，不肯担骂名。
顾祝同特意把上官云相的第三十二集团军调往皖南，全权负责前线指挥，还在徽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，定下了完整的作战部署。
安徽省图书馆馆藏的《皖南事变中的国民党参战部队》档案显示，所有兵力调配、作战时限都由顾祝同亲自敲定，上官云相只负责一线执行。
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，上官云相每天都要给顾祝同发三次电报汇报进度，没有对方的许可，连预备队的调动都不敢擅自做主。
功成身退，名毁人避，自古皆然。事件平息后，舆论铺天盖地而来，上官云相成了众矢之的。
顾祝同的应对相当老道，他先给上官云相颁发了嘉奖令，批了五万元法币的奖金，紧跟着又上报军委会，提升他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。
明面上是升官嘉奖，实际上却把第三十二集团军的指挥权收了回去，等于给了上官云相一个虚衔，让他远离了一线兵权。
上官云相自己心里也清楚这其中得失，在升任副长官后他很少过问军务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后方闲居，和顾祝同的往来也渐渐少了。
抗战胜利后，顾祝同一路高升，先后出任陆军总司令、参谋总长，成了蒋介石最信任的嫡系将领之一。
上官云相则被调往华北出任剿总副司令，看似职位不低，却始终没有实权，多数时候只负责后勤协调事务。
1949年两人先后退往台湾，顾祝同依旧身居高位，而上官云相只挂了个顾问的闲职，到了晚年干脆闭门吃斋念佛，自号古穆和尚，再也不提当年的军旅往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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